IBE核心成员(由左至右):徐健,IBE队长,擅长拍摄兽类;郭亮,擅长拍摄鸟类;肖诗白,擅长拍摄两栖爬行类动物;彭建生,擅长拍摄植物和鸟类;董磊,擅长拍摄鸟类。他们熟悉水下拍摄(鱼类)、灯诱拍摄(昆虫)、红外触发拍摄(鸟类和哺乳动物)、隐蔽帐篷拍摄和夜间拍摄等等

 

文|衷声  图|IBE提供

 

中国野生摄影师,另一个濒危物种

3头雪豹在曲麻莱的山垭里嬉戏,它们住在中国青海省玉树,海拔4500米的藏区。这种有着优雅斑点和曲线的大型猫科动物,是喜马拉雅造山运动的产物,如今进化成地球上最美的高山兽类。法律将它列为濒危物种,乐观估计,地球上不超过5000头。此刻,它们懒懒伸开其特有的梅花状脚掌,踱着长达1米的步子,高兴起来,随时准备一跃跳过15米宽的山涧。

一股陌生气息进入感知范围,雪豹警觉起来。1万米之外,另一群“濒危物种”正在缓缓靠近——野生动植物摄影师。事实上,他们的生存状况与雪豹不相上下,一点儿也不轻松。这是一群沉迷于兽类、鸟类、昆虫和花花草草的“博物学家”(Naturalist),在成王败寇的现代社会,他们想尽办法琢磨出一套能让人心甘情愿买单的办法——好支撑他们持续不断地深入人迹罕至之地,拍摄让他们足以疯狂的中国野生世界照片。他们期望“用镜头保护野生物种,记录和展示中国生物的多样性。”

他们干得不错。5年过去,这个名为IBE(影像生物多样性调查所,ImagingBiodiversityExpedition)的社会企业,深入梅里雪山、西藏雅鲁藏布大峡谷、三江源等区域,受政府、商业机构、NGO和科研单位委托,对中国31个地区开展40次野外调查,拍摄图片近30万张,记录中国野生生物物种近6500种。

眼尖的董磊最先发现雪豹,他擅长拍摄鸟类,能通过叫声判断鸟的种类。一行人压抑住兴奋,屏气凝神下车,围着一只雪豹拍。足足半小时后,摄影师们才发现,自己被凝视了。“其实,你什么时候靠近、在做什么,动物完全知道。被它们观察,感觉很幸福。”IBE队长徐健擅长拍摄兽类,他的典型思维方式是,把自己假想成被拍摄的动物,猜测其心理和行踪,等上4小时到6天,静候最佳时机。

雪豹-君曲-三江源IBE1-彭建生/IBE_34C0705

青海玉树曲麻莱,雪豹

“你认识几种中国野生动物?”

徐健决定用这个问题考考我。眼前展开8张照片,我认出了大熊猫、金丝猴、牦牛和雪豹,另外4种则面目陌生,据说,它们是藏狐、赤斑羚、藏羚羊和喜马拉雅旱獭。“中国人熟悉长颈鹿、大猩猩、河马,对非洲生物的亲切感远远大于自己国家的野生动物。”在IBE创始人徐健看来,这是一个社会问题。“中国是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国家之一,位列北半球第一。可是许多动植物,连一张清楚的照片都没有。公众不认识、不知道,谈何保护?”

更严重的是自然保护区的影像空白。徐健曾在某著名自然保护区,请其出示保护区的生物内容,对方拿出一个纯文字表格,表格制作时间:1956年-1978年。“很多特有物种,我们还没来得及了解和研究,就已经消失。”

这一块的认知空白,徐健将其归结为“优质影像(Good Information)的严重缺失”。上世纪八、九十年代,《国家地理》(National Geographic)杂志在全球销量高达1300万份,催生一批顶尖自然摄影师的诞生。他们进入非洲、南美,潜心拍摄,影像作品在全球广为传播,一批野生动物形象由此深入人心。而中国,始终是一片处女地。

徐健在大学时,担任著名大学生生态保护社团山诺会的副秘书长,他早早确认了自己:成为一名专业野生动物摄影师。在《中国国家地理》杂志工作6年后,他参与了BBC与CCTV合作的自然纪录片《美丽中国》,随后加入由中国著名自然摄影师奚志农创办的环保组织“野性中国”,负责影像库筹建工作。

“野性中国”几乎聚集了中国最棒的自然摄影师,但徐健发现他们生存不易,几乎没有人可以只依靠摄影作品生存,成为全职摄影师。“中国并没有健全的生态支持摄影师产出好作品。”徐健作了一个简单的对比:国内杂志给一张跨页照片的稿费至多为2000元/张;美国媒体之间抢图片,稿费在300美元至1000美元/张不等。徐健了解到,顶级摄影师一个操作周期2年的野外专题,可以拿到约25万美元的预算,“有一次我瞥到一位国外同行的小本子,费用清单里有一栏:租直升飞机。”

怎么打破窘境?只有解决生存问题,更多直指人心的生态照片才会涌现。2008年8月,一篇美国《国家地理》的文章,启发徐健开始创新。

香鼬-夏日寺-三江源IBE-彭建生/IBEIMG_3476

 三江源夏日寺,香鼬

IBE召集令

“那种感觉就像,你看着一群深深崇拜的英雄,各显神通,聚在一起演一出好戏。”徐健看到的这篇立体报道,由ILCP(国际保护主义摄影师联盟)联合《国家地理》杂志,邀请4位一流野生动物摄影师(Tim Laman、Joel Sartore 、Christian Ziegler和Ian Nichols)和一位专业生态作家,一起深入西非赤道几内亚的Bioko小岛,进行了为期3周的生态摄影调查,“每人领域不同,各有分工,有趣又高效。”

“也许可以做一个企业,拷贝这种模式。”2008年,徐健数了数手上的“狂人”,创办IBE,开始招兵买马。

“IBE挑选摄影师的第一标准:他是不是一个狂热的Naturalist(博物学家)。除了摄影技术,他需要具备相当专业的生物学素养。”IBE目前团结的近30名外围成员分散在全国各地,他们是商人、大学教师、设计师,同时是两爬专家、鸟类摄影专家、昆虫专家、植物专家、人类学博士……

现在,徐健每接到一个项目,会发出召集令,就像美国大片里,某位想干票大买卖的老大,给同党打电话,身怀绝技的同党们从全球各个角落迅速起飞,聚在一起大干一票。切换到IBE,他们从成都来的鸟类专家董磊,从北京来野生鸟类资深摄影师郭亮、植物学硕士王辰,从香格里拉来藏族摄影师彭海生等等。八方好汉汇集,方能开工。

事实显示,集合式工作极为高效,全国各地保护区喜欢这种360度立体还原某地生物多样性的工作方式。

2009年 6 月至次年 5 月,IBE受委托,进行长达一年的梅里雪山拍摄项目。梅里雪山是世界自然遗产“三江并流”主要景观之一,是著名的雪山群和藏区深山。然而人们对于这一地区的生物多样性了解接近空白。

徐健进行详细部署,分别在春夏秋冬四季,组成4支考察队伍进入拍摄。最终,大自然保护协会等机构联合出版的《梅里雪山自然观察手册》里,记录了涉及真菌、植物、蜈蚣、蜘蛛、昆虫、两栖动物、爬行动物、鸟类和哺乳动物总计 413 种;书中还包括根据拍摄经验所得的梅里雪山13条自然观察路线。

塔黄 MG_6433

雅鲁藏布大峡谷,IBE摄影师正在拍摄塔黄

2009.6IBE在梅里雪山3

梅里雪山,IBE摄影师正在拍摄红菇

野生摄影的科研气质

与自然摄影师不同,IBE的照片带有浓厚的科考性质。“IBE认为,摄影具有审美和科学取证的双重属性。国外有博物学传统,达尔文随军舰远行,会带上几位画师,随时画下物种样貌。今天的野生摄影师,相当于当年的画师。”

徐健为IBE赋予了新鲜的科研气质。每张照片,都有详细的数据可供使用。比如精确的GPS坐标记录;比如精确统计的动物数量,2009年,在梅里雪山遇见大紫胸鹦鹉群,摄影师在Photoshop上逐个数,统计出1500只的精确数据,之后被权威专家指出,这是有记录以来,近30年此地区出现的最大规模越冬群。拍摄同时,他们还进行物种鉴别,动物的行为分析等。项目结束后,他们还会向当地保护区提交一份环境评估调查报告。

IBE收获的珍贵影像资料,令其在科研领域的权威性越来越高。

2008年,他们在贵州省务川仡佬族苗族自治县,重新找到了30年前科学家发现时就已数量稀少、一直缺少研究的务川臭蛙;2010年,在云南老君山发现中国特有物种白点鹛的新栖息地;2011年,在西藏雅鲁藏布大峡谷首次拍摄到被称为“昆虫活化石”的墨脱缺翅虫,并在河谷里发现了黄腰响蜜,而此前,专家认为这种鸟只生活在喜马拉雅山南坡……

“IBE诞生的背景,是中国急速发展30年,自然资源被严重消耗之后。”徐健越深入无人区,越能看见生态的直接受害者。“动物行为里有一个词叫Shame(羞涩)值,动物遭受越多来自人类的威胁,Shame值越高。”IBE摄影师们看到的中国野生动物,基本非常怕人。

徐健相信影像的力量,希望以它作为链接科研、保护区、公众和政府之间的桥梁。“生态就像一面砖墙,每个物种是一块砖。当我们不停往外取砖,总有一天,这面墙会倒下。而人类,不过是砖墙里的一块砖。”

 

延伸阅读:

IBE官方网站:www.ibewildlife.com

微信公众账号:IBE_2008