0

近年来,“无公害农产品”、“绿色食品”、“有机食品和农产品”等新鲜词汇纷纷跃入公众视野。稀松平常的蔬菜被贴上了各种标签,摇身一变,以几十倍 的价格重新被摆上了公众的餐桌。在欧美各国,有机食品一般是非有机食品价格的1.5-3倍,而在国内,超市和网点贩售的有机食品价格却达到了3倍到10多 倍不等。但是即便价格相差如此悬殊,有机食品仍然供不应求。来自产业研究咨询机构中投顾问的数据显示,目前,我国有机食品的消费额正以每年30%~50% 的速度增长,常年缺货达30%,在北京、上海、广州等重要城市这种短缺的现象尤甚。截至2012年底,中国有机食品市场已经达到200亿元的规模,到了 2015年,预计中国有机农产品消费将达到248亿~594亿元的市场规模。

 1

这种盲目的追求“有机产品”的市场行为背后,蕴含着普通民众对现代工业化的食物生产体系的信任感缺失。从 2008年的三鹿婴幼儿奶粉被查出三聚氰胺,到前期热议的广州毒豆芽事件。食品安全问题频频出现在公众的视野当中。据复旦学生创建的有毒食品警告网站“掷 出窗外”统计,2003年至今,一共有3439件食品安全事件,出现在全国的34个省市自治区。国家质检总局的审查经常出现偷漏检的现象,商家的诚信承诺 多半仅停留在商业广告的宣传层面,我们在市场上购买的每一篮蔬菜、每一斤猪肉都有可能含有对身体有害的毒素。

什么是社区支持农业(CSA)

 

2

石嫣团队

与 此同时,一种新型的农业生产模式“社区支持农业”(Community Support Agriculture)出现在城市周边的近郊县和自组织水平较高的农村。从2006年的河南兰考的“购米包地”,到石嫣的“小毛驴市民农园”,福建南靖 的“高山有机茶园”。在“绿色食品”之后,中国又来开始掀起了一波推广“社区支持农业”的风潮。公众对食品安全的要求从“有机产品”阶段农户生产、商家贩 售,上升到要求参与到生产的整个过程之中。进而实现土地到餐桌的直接对接。去了中间的交换环境和其他市场主体的参与,CSA模式试图通过农民和消费者的面对面的接触,重新搭建被工业化生产破坏了的信任关系。正如吉登斯在《现代性的后果》一书中提出的,在现代化的进程中,资本主义通过劳动关系,打破了人的社会联结,出现“脱域”。时空的分离和脱域则导致信任的下降和社会风险的上升。“生态威胁其实是社会地组织起来的知识的结果,它是通过工业化对物质世界的影响而产生的。”而CSA,跟基于社区的互助组织一样,可以看做一种重新嵌入,重建社会关系的努力。1970年,日本第一家Teikei成立,以CSA的生产模式来实现本地食品的自产自销。正如他们的目标一样,这种社区支持农业的实践就是希望能让人们“从蔬菜上面看到农民的脸”

 

CSA的缘起

 

3

一篮菜的分量——石嫣

CSA 的模式兴起于日本,在当地被称为Teikei(中文译者有时也将这种模式译做“提携”)。这是一种开始于30年前的本地自产自销的食品配送系统。20世纪 60年代,日本出现严重的水俣虫病,1932-1968年许多人因为误食被Chisso公司排出的工业废水污染过的鱼而导致汞中毒,引发神经疾病。在这种 食品安全的威胁下,城市地区的家庭主妇自发组织起来,与有机农产品的生产者达成协议以保障家庭的食品安全。协议规定,生产者按照要求进行生产,为家庭提供 没有污染的鸡蛋、牛奶、大米、蔬菜和传统加工的食品。而城市里的家庭则预先支付给农户高于市场价格的货款。1971年,日本有机农业协会 (Japanese Organic Agriculture Association, JOAA)将这种模式确立为“Teikei”,鼓励消费者和农民进行协作。到了1990年,日本已经有了800-1000个小组。但是,在2001年日本 “有机农业认证制度”(JAS)修改之后,原本的10000多个Teikei小组只有4000个左右经过了资格验证。生产资格 的不过关给CSA在日本的发展造成了不小的打击。

 

CSA在世界范围内的成长

70 年代,在日本CSA兴起的同时,Jan Vandertuin也在瑞典尝试了这种新型农业生产方式。他受到欧洲盛行的合作性经济思想和Rudolf Steiner提出的多元化生态农业想法的影响,在瑞典开始尝试CSA模式进行经营。随后,Jan Vander Tuin和 Trauger Groh将这种模式在20世纪80年代带到了美国。两者在未曾商量的情况下,在同一年,分别于马赛诸塞州的印第安线条农场(Indian Line Farm)和新罕布什尔州的坦普尔•威尔顿社区农场(Temple-Wilton Community Farm)建立了CSA农场。2007年,美国农业部的年度报告显示,美国已有12549家CSA,遍布在美国除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之外的美国50个州。 而据威尔逊大学罗宾•范•恩研究中心统计,截止到2014年,美国已有1650家CSA组织。

▲一篮菜的分量——早餐

 

相 比于美国,欧洲和北美的发展虽起步较早但是发展却较为缓慢。瑞士于1970年成立了欧洲第一个类似日本Teikei的社区自组织——“莱斯迪加斯德科卡 涅”(Les Jarclins de Concagne)。而德国则在1986年建立了“托柯楠堡”(Topinambour)集体农场,为周边的成员提供新鲜的蔬菜。截止到2013年5月, 德国大约有35个CSA项目,现在约有30多个项目正在萌芽阶段。2011年,德国还成立了全国的CSA网络,以促进信息的流通和相互支持。在法 国,CSA被叫做AMAP(Association for Maintaining Small-Scale and Family Farming)。法国的第一个AMAP是于2001年在法国南部的欧巴涅成立的。到今天,法国的AMAP项目已有1600个,大约5000个家庭因此而 受益。而在英国,CSA的项目并没有严格的章程限制和准入资格。只要农场自认为其是CSA运作模式,其就可以被认作是CSA。1990年,英国的小型农场 开始建立“箱子计划”,农场为预定货物股东提供箱装的新鲜蔬菜。到2011年,英国约有80个CSA项目,还有约80个项目正在筹备。

 

CSA在中国

在 中国,CSA起步较晚。2006年一群知识分子和河南兰考农民发起的“购米包地”的协议被视为是CSA“风险共担、利益共享”模式的雏形。而中国第一个被 公认为较为成熟的CSA则是由中国人民大学和海淀区政府共同支持的产学研基地项目“小毛驴市民农园”。该项目2008年开始建设,2009年正式开放,较 完整的将社区支持农业中直销、预付费用、风险公担以及成员制、箱式计划及实习生项目纳入到农场运作中。据石嫣主导的CSA推广支持研究中心统计,中国现已 有80家CSA,分布在全国20各省市自治区。其中以北京市最多,共有19家。虽然CSA在中国仍是一个新鲜的舶来品,但是,正如Gale所说,“CSA可能并不是解决中国食品信任问题的最终答案,但它们的确为那些在不确定性的危险中的中国消费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