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瓶子君写在前面的话

霍金曾说,在浩瀚宇宙中,当他发现相距甚远的一种事物与另一种事物竟如此相似,那种「遥远的相似性」最能打动他。

在过去近6年中,我们寻找并定义了一群相似的年轻人:他们用创造力介入社会问题,为这个世界带来美好改变。我们把这群人定义为「创变者」,讲述了 500+ 位创变者的故事。

越来越多的人与组织加入了这场创变者的风潮。今年,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启动「美好科技行动季」,探索以科技的力量联结更多的美好改变。BottleDream 作为社会创新合作方,助力这场 Technology for Good 浪潮的序幕「创益TALK」。

今天,我们要给你分享李一诺在「创益TALK」上的演讲。她是比尔及梅琳达∙盖茨基金会北京代表处的首席代表,与团队一起用颠覆性的思考,尝试「最难的创新」。

在她的分享中,你会看到一个有趣的现象:许多看似与公益距离甚远的「外行人」运用解决问题的思路,回应解决社会中种种复杂问题——如同我们过去报道的 500+ 位创变者一样,站在自己的位置上,创造改变。

这些世界的改变,和我有什么关系

李一诺

我们今天在座的可能大多是做公益和慈善的。其实一方面不管我们是做什么样的工作,公益其实都是离我们非常近的,因为向善是我们所有人的最大公约数,不管你是不是做公益,大家都有一颗善心。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,不管我们做什么样的工作,公益是离我们每个人都非常近的事情。

但是另一方面,有的时候你又会感觉到公益其实离我们非常远。一个非洲的孩子如果生病了、死去了这跟我们有什么关系?所以这是公益的一个矛盾,它可能很近,但同时又离我们非常远。

公益还有另外一对矛盾,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讲,我们对公益是外行。对我个人也是这样的,我原来读的是分子生物学博士,后来我在麦肯锡做了十年管理咨询,两年之前加入基金会,所以我从来不觉得自己是一个所谓的公益人。如果这样讲的话,在座各位也好,看直播的朋友也好,大部分人不是做公益的,我们觉得很外行。

但是另外一方面,公益是什么?公益实际上是解决我们人类社会面对的复杂问题。所以如果从解决问题的角度来讲,我们所有的人又都可以是内行,因为我们虽然可能工作的领域不一样,但是我们都在不同的情境下,在不同的问题下发挥自己的才智来解决问题。

 

公益是心和脑的最大交集

从这个角度上来讲,我有一个总结:其实公益也许是心和脑最大的交集。它让我们的善心和我们希望解决问题的意愿和能力能够结合,这就是所谓的公益。也许理论上大家觉得有道理,但是真正做起来之后,我们经常会面临很多问题。

第一个经常面对的问题就是回到那个远的问题,就是对我们大部分中国人来讲,那些非洲的孩子和我有什么关系?很远。我今天做什么,不做什么,对他们有没有影响?

可能物理的关系让我觉得很远,就算物理的关系近了,比如说我们的深圳,有600万民工,这些人的存在跟我们有没有关系?也许一定程度上有关系,他们可能参与了我们现在在的这座楼的建设,他们可能在我们的服务业里面做很多基础的工作。你可能再想一步,他们的孩子现在在哪里?留守儿童的问题,跟我们在座的各位又有什么关系?

有的时候远的问题,你多想一步,可能就跟我们有一定的关系,我这里举两个例子,两个非常有意思的故事。

 

世界就像漂流瓶

第一个是蓝毛衣的故事。这位女性叫杰奎琳,在她12岁的时候,她的叔叔给她买了一件蓝毛衣,她那个时候非常喜欢,每天穿着去学校。一直到上高中,有些男生就开始开她的玩笑,她突然感觉到有一种羞耻感,就迫不及待地跟她的妈妈开车去美国的二手店,把她的毛衣给捐了。

后来过了十年,她25岁的时候,放弃了在投行的工作,来到卢旺达,来做一个针对妇女的小额信贷的项目。有一天她在卢旺达的街头无所事事地漫步的时候,看到一个男孩子穿着一件蓝毛衣,她觉得说这个好眼熟,她就过去,拍拍那个男孩子,然后把领口翻开,发现里面绣了她的名字。

那一刻她泪如雨下,说没想到十几年以前的那件衣服,竟然在这样一个穿越了半个地球的地方,在一个男孩子的身上能找到。这件衣服也改变了她的人生轨迹,给她的人生带来了很大的震荡。她后来除了继续从事小额信贷的工作,又用了很多很创新的形式来做公益,比如创立睿智基金,将一种称为「耐心资本」的新型公益投资引入现代慈善中,帮助成千上万的人自给自足、脱离贫困。她自己也在 TED 在很多活动上讲她的公益体验。

所以有的时候你会发现,这个世界就像漂流瓶一样,很远的人,可能通过某种奇妙的关系,会跟我们有关。不过这个故事你可以讲,可能比较鸡汤,这种事情发生的几率有多少?

我们再举一个例子,塞拉利昂,是西非的一个国家,2014年的时候,在塞拉利昂爆发了埃博拉病毒,我不知道在座有没有记得的,在当时,那是一个非常大的全球健康的危机,当年中国第一时间就把我们很多传染病专家,送到了塞拉利昂。

这位叫高福,他是咱们的院士,也是中国疾控中心(CDC)的副主任,他说当时他拿的去塞拉利昂的签证上,写的是「single」,单次往返的签证,他对此印象特别深,就是要不就回不来,要不回来以后就再也去不了。埃博拉肆虐的时候是非常可怕的,因为它是可以通过汗液传播的,如果你旁边工作的一个人出汗了,一滴汗滴到你身上,你有可能就会染上。

他跟我讲,在塞拉利昂有次他发烧了,他当时就想,我就可能回不去了。我还问他,我说你当时害怕吗?他说我不害怕,这是我的职业,我的专业,如果我一个做疾病控制的人都害怕,那不就完了?

后来这件工作,取得了重大的意义,就是因为当年抗击埃博拉的事件,中国成为了第一个做出快速反应的大国,我们比英国、美国都至少要提前了1个月,所以我们在国家层面上,树立了一个坚毅可靠的外交形象,而且当时因为高福团队带领的很多工作,我们当时有针对埃博拉变种的做的测序,因为这个还在《Nature》(《自然》杂志)上发表了一篇很高质量的科学论文。

这件事情有什么意义?因为病毒是不需要签证的,也不需要护照,如果我们不去做这件事情,如果当时没有在西非控制住这个病毒,可能在座的各位,我们和我们的家人,不一定用什么样的形式就会受到感染。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,我希望通过这两个故事,让大家有一定的思考。就是说我们每个人和世界,其实都有着超乎想象的奇妙的联结。

如果这一点你相信了,你可能就会有第二个问题。即使有联结,我又能做什么?我能干什么?我捐一件蓝毛衣?还是我也成为院士?好像也都比较遥远。

我们的角色比预设更多

我再给大家讲几个故事。这位是郭自红,他现在是西雅图的一个研究人员,他做过包括航空航天、医疗器械、食品冷链等各个行业的大量研究,他原来是学物理的。另外,这个品牌大家可能知道,澳柯玛,位于青岛的一家做冰箱的企业。他们之间有什么关系呢?

在西雅图有一家公司叫Global Good,他们投资很多前沿的技术,当时他投资的一个技术是用在太空研究里面的,是一种绝缘材料。他们把这个技术转让给了澳柯玛,通过这种转让和合作,做了一个产品,就是这个骆驼上驮的产品,叫Arktek,是一种物理绝缘的产品,就是在没有电的情况下,它只需要用冰,可以将疫苗保存在0-10度之间1个月的时间。一台Arktek就可以满足一个6000人社区所有孩子的疫苗需求。

作为一个跟慈善沾不上边的,学物理的,做了大量研究的科学家,看到了这些问题,他对在一线的贫困国家的人民,带去了非常有用的,非常难得的技术和解决方法。Arktek通过了世界卫生组织的预认证,它可以在全球采购。这个产品已经到了非洲很多的国家,大家可以看得到。这是一个例子。

我讲第二个故事,这位大叔叫商建忠,他曾经是一位木匠,当时做了一个包皮切除手术,让他异常痛苦,几个星期没法下床,没法洗澡,他就跟医生抱怨说,为什么这么痛苦?你不是说激光无痛吗?医生说对不起,这已经是世界上已经有的最先进的切除手术,我没有更牛的办法提供给你了。

他原来是个木匠,他十几岁就在木工车间里学习,他就不信这个邪,他就不信没有更先进的办法。所以他就自己读了很多泌尿科的专著,他就在家里画图纸,闭门造车三个月的时间,做出了一个产品,叫商环,因为他姓商。这个商环有什么特点呢?

它非常了不起,手术非常简单,就放在那里就可以了,他就能在几天之内自动脱落,而且无痛。这个事非常了不起。一方面大家的体验会好,但另一方面实际上有大量的医学数据证明,如果做了这个包皮切除手术,艾滋病毒的感染风险会降低60%,它是有用的。但是因为这个手术很痛苦,没有人愿意去做,造成了大量的疾病传播。

所以虽然对我们有些人可能只是舒适度的问题,但对于有些人来说,就是生命攸关。这件产品也拿到了WHO的预认证,现在已经可以全球采购,用到非洲。这个产品,现在已经是全球闻名的,受广大男性喜爱的一款产品了,所以很了不起。Again,他不是做公益的人,但是他用自己的想法,解决了他看到的问题。回到刚才讲的,其实每个人都可以是内行。

我想讲的第四个例子,可能跟我们腾讯的程序员们有一定的关系。刚才有嘉宾讲到做教育,我想做教育是所有人都关注的问题。为什么?因为教育关系着我们人类社会的未来。所以从这个基础上,刚才康老师讲的一个例子,一方面可能例子本身非常让人动容,但是大家也可能想,这个跟我有什么关系?康老师做就好了,美丽中国的老师去做好了。但他跟我们每个人都有关系,因为这是我们社会的未来,这些孩子如果能长成心理健康、有内心力量的人,那我们就会有一个更美好的社会。

但是解决这些教育的问题是很困难的,所以可能有一些朋友知道,我以个人的名义做了一个教育的项目,和基金会无关,我们把一土教育的体系,放在北京朝阳区的一个给流动儿童提供教育的同心实验学校,这是他们当时做的非常小的一个投影仪,我们希望能够把这个体系和他们的学校对接上。

这个照片对我触动特别大,就是一方面投影仪、手机到处都是,另一方面你看看这个教室,也同样是在北京,它的工作环境是什么样的。这件事有意义,因为在这个体系后面是40多位工程师,跟在座的很多人可能是一样的,他们做出的东西可以真的能够帮助到这些孩子。他们比一般大城市里的中产阶级家庭的孩子条件要差多了。

我想大家看到的就是,其实我们能做的比我们社会预设的社会角色多得多,我们每个人都有社会角色,你是工程师、产品经理、老师,我是公益人。但是实际上这些角色又是非常有限制性的,因为他会觉得如果我有这样的预设角色,我就不应该做其他的事情。但是希望通过刚才几个例子,让大家看到,实际上我们能做的,比我们的预设角色要多得多。

世界跟我们有千丝万缕的关系

我一般会被问到的第三个问题就是,就算是我能做什么事情,真的有用吗?除了满足我自己的善心,真的有用吗?

有很多悲观主义者在想这些问题。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,每年9月份,联合国会公布一个数据,就是今年全世界5岁以下的儿童的死亡数字,这个数字还是很惊人的,2015年这个数字是600万,600万孩子,什么概念?每年中国新生儿大概是1700万,所以大家可以想像,大概有1/4-1/3的孩子,因为可预防的原因而死掉,这是全世界的数字。

但是如果我们正面看,这个数字已经减半了,1990年的时候,是1200万。所以如果我们没有做什么事情,这些年如果这个死亡率保持在1990年的水平,过去这些年里面是有1.22亿的孩子会死掉,但是因为我们做了一些事情,我们其实挽救了1.22亿个生命,所以它是有用的,但是没有那么容易。

拯救这些孩子生命性价比最高的办法,就是打疫苗。但是疫苗说起来容易,但是很难。比方说我们现在所有的死亡的孩子,分布在70多个国家,这些国家有各种各样政治情况,有不同的健康相关的基础设施。但对于一个企业来讲,给穷人生产疫苗不挣钱,虽然我们在讲公益,包括腾讯也在讲公益,但是你作为一个企业,你首要的目的是要有商业回报。如果我做疫苗不赚钱,作为一个疫苗企业为什么要做?这个市场如果不存在,疫苗从哪里来?

所以当时从2000年的时候,盖茨基金会和其他几个合作伙伴共同发起的一个项目,我觉得这可能人类社会最近几十年最牛的一个项目,这个项目叫做Gavi,Global Alliance for Vaccines and Immunization。它做了一件什么事情?它做了四件事情。

第一,它帮助这些受援国加强卫生基础设施的建设。因为疫苗给了你,你如果没有一套分销的系统,如果没有基本的冷链设施是做不到的。所以大家刚才看到骆驼上驮的那个东西,其实帮助了这件事情,你没有电你也可以用疫苗,但是这个系统是非常庞大的,特别是你是在一个跨洲和跨国家的领域里面。

第二,也是新的疫苗的研发和推广。每个疫苗要做出来,要有很多的研发在后面,要有推广的力度。在过去的17年里面,Gavi推出了200个疫苗。

第三,重塑疫苗市场。刚才提到了,如果给穷人的疫苗不赚钱,为什么企业要做?不仅不赚钱,而且市场非常分散,这么多国家,我光搞采购都要搞死了。所以当时他们做了一件非常厉害的事情,他就把70多个国家所有的需求聚集在一起,拿这个去跟疫苗厂商谈,只要你生产出来,我的价格可能不高,但是我的量很大。这样对疫苗厂商来讲,他觉得这就是一个可以做的生意。最近因为这件事情,他们把整个疫苗市场重塑了。

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钱从哪里来?因为这些国家很穷。他们做了一个跨越全球的筹资机制,包括让政府和各种向世界银行来做抵押,发行了一个专门的疫苗债券,用这个债券的形式,在金融市场上融资,做这个工作。而且为了能够让他是一个可持续性的东西,而不是一个完全靠捐赠的东西,他们给所有的国家提了一条要求,就是你在一定的程度下,你要毕业,你不是说就等我捐就可以了,大家可能不知道,我们中国是在三年之前才毕业的,在这之前我们也是Gavi的受捐国,我们的乙肝疫苗是受捐的。它的标准就是如果你的人均收入超过了6000美金,你就必须要毕业。所以我们中国毕业了,是件好事。

我们中国又做了一件很棒的事情,就是在2015年,我们第一次成为了一个捐赠国,我们向Gavi捐了500万美金。其实很有意思,大家可能坐在这里觉不到,实际上我们已经悄悄地从受援国变到了一个捐助国,也成为这个全球机制的一部分,是个非常了不起的事情。

Gavi有什么成绩呢?非常了不起。过去这17年里面有5.8亿的儿童,因为有Gavi的存在,而打上的疫苗,避免了800万孩子的死亡。其实我们把我们的脑子放在一起,系统性地解决问题,真的是有成果的。

中国在里面也有作用,这个老挝小女孩打的疫苗叫乙脑疫苗,是中生集团成都所生产的,是中国头一个拿到世界卫生组织预认证的疫苗。为什么这个这么重要?因为中国的监管体系和国际并未完全接轨,所以如果一个产品,希望能够让非洲的朋友用到,我们就要经过多一步的审核,这个就需要WHO预认证。大家可以想象,如果每一个企业要做这件事情,其实是很痛苦的,这个预认证虽然我们觉得很棒,但是用了8年的时间,基金会资助了4000万美金,就为这一个产品。

现在为止中国也只有两个疫苗拿到了WHO预认证,印度已经有44个疫苗拿到预认证。我们经常讲创新,但为什么这方面这么落后?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疫苗生产国,我们每年有10亿支的产量,怎样才能有更多的中国疫苗走向国际?无非有两条路可以走,一方面说我们可以让更多的企业拿到这样的预认证,另一方面你也可以想,如果我们的CFDA,中国的药监局也能跟美国一样牛呢?中国的医药产品都可以更快速地进入国际市场。

过去一年里面,我们也做了一份非常棒的工作——不是我们棒,我们的合作伙伴非常棒——就是我们通过有机会来支持我们整个药监体系的改革,我们的毕井泉局长,从2015年上任之后,做了大量的改革,我们也有幸成为了其中支持的一部分,请到了在美国药监局有多年经验的专家,能够到中国来在药监局工作。

我们希望以后有更多的中国的产品能走出去。一方面看起来可能离大家都很远,因为大家都不是做医药工作的,听起来也非常复杂,但如果我们能够系统地思考这个问题,不仅会受益到各种各样的小朋友,也会受益到这个价值链里面所有的参与者,包括我们的厂家,包括我们中国创新的各种各样的研发型的企业。

所以世界真的在变好。回到刚才的三个问题:

这么遥远的世界,跟我有没有关系?是的,这个世界跟我们有千丝万缕的关系。

跟我有关系,我能做什么?我们每个人都是外行,但是如果你用一种解决问题的思路去想,我们每个人都是内行。

另外,做这些有没有用?有用,立体的看世界,我们的世界在变得越来越美好。

最后我想用盖茨同学讲过的一句话来做结尾。他说:敢于冒险的人需要支持者,好的主意需要投资者,被遗忘的群体需要倡导者。而且这个角色我们每个人在不同的阶段都有可能做,一方面,我们可能是问题的一部分,回到我最开始讲的,可能深圳这些流动人口和他造成的留守儿童的问题,跟我们每个人都有关系,我们都是问题的一部分。但是换个角度看,我们每个人又都可能是解决方案的一部分。

很多时候我在想,其实我们这代人,都非常的幸运,因为我们在这个时代,生在现在的中国。

我们也就有了一些超越温饱生活的使命,因为这个时代赋予我们太多的机会。所以我希望也倡导大家能跟我们一起,成为让这个世界变得更美好的力量的一部分,谢谢。

在「创益TALK」,你还能听到这些创变者的分享:腾讯创始元老陈一丹先生、微信产品经理王鹏飞、黑暗中对话深圳馆首席运营官刘天华、美丽中国老师康瑜、「我请你睡觉」发起人阿培……

从他们的分享中,你能领略充满善意的创变思维;你能看到,他们是如何运用最有创造力的方案、解决社会生活中那些看似遥远、实则与我们息息相关的问题。

你会发现,我们每一个人和这个世界,真的有超乎想象的神奇联结。

 

「美好科技行动季」是由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于2017年春天发起的科技公益品牌项目。以撬动腾讯人「用科技力量解决社会问题,让美好改变发生」为初心与使命。

由创益Talk、创益24小时、腾讯创益奖三大板块组成,并将贯穿2017全年度。

 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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